紫陌红尘(12)

阳光灿烂照耀着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镜子。我在镜子里梳头。我透过自己的脸窥视自己的心。毛同志对我的感觉还是有几分准确的。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片沙漠。与朋友也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替我办点事,我替你办点事,你说我好话,我吹捧你几句。全是俗入俗套,灵魂从不颤动。人走了茶就凉了。风吹过沟壑就平了。我是这样的?

我想不是。我不想是。紫红色的电话机跳入我的视线。我久久望着电话。看见马甸桥上空的月亮在白天升起。我是有真朋友的。我这个朋友和我亲兄弟般相似,情同手足。尽管我们远隔千里,音讯全无,我相信我握有他的钥匙他也握有我的钥匙。

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怎么忘了。

“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中午时间到了老赵没来,又是一个电话。与昨天内容一模一样的电话。

第三天中午还是一个电话。要明天的票吗?要!那就还是三百。票太难了。北京在开会!

第三天我和毛同志预感都不好。毛同志因此没出去办事,陪着气疯了的我。

“北京人怎么这样!北京人怎么这样!”毛同志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蹙着眉在房间踱来踱去。我躺在床上,两眼望天,用脚趾甲狠狠抠墙纸,恶毒的报复念头满脑瓜乱转。

第四天上午老赵来电话了。他说有了明天中午的票。请带上票钱到火车站广场西侧报刊亭去,有人会给票的。

我翻身起床穿上外衣准备去取票。毛同志喝住了我:“等等!这里头有阴谋诡计。”

“不会的。他们不会不给我票。”

“不是。我是说你实际上是向老赵提前三天订票的。手续费应该一百五十元。老赵为了多赚一百五十元,老骗你说在买明天的票。”毛同志站起身来,眉头展开:“现在事情明朗了。老赵只可能三天后有票,可他用计让你多掏了一百五十元钱。”

“对。”我也豁然明白。不就是想多赚几个钱吗?请直截了当推心置腹说,我可以给。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何必害人苦等三天。白了多少少年头!

“好狡猾!”毛同志感慨万千,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事啊!毛主席如果九泉有知,只怕要从纪念堂站起来哟!”

我与毛同志是两种思路。她是以小见大,忧国忧民。我却是不论是与非,只想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寸土不让锚株必较。

“走。”毛同志勇敢地挺起胸脯,挽起我的手臂。“我和你一起去车站。我倒要看看这些贩子什么嘴脸。”

“不。”我使劲摇头。我告诉毛同志:“我不愿意善罢甘休。我这次来北京太难受了!”

“我们报警?”

“私了。”

毛同志惊诧得拍了一声巴掌。“莫搞莫搞。小眉,你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女的。”

“真的私了。讨个公道而已。但我需要你帮我,可以吗?”

毛同志望了我一刻,说:“可以。我这次豁出去!”毛同志一激动说起了湖南话。

我很想很想冲过去,握紧她的手,告诉她我为我们第一天见面时我的冷漠无礼深感抱歉;告诉她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在北京的日子将会多么难捱;告诉她我将永远记得并想念她。但是,我一动没动,一句活没说出口,傻站着,不敢看她。毛同志去了卫生间,在里头哗哗的放水声中清着哽咽的嗓子和堵塞的鼻子。

十分钟后我拎着旅行包出了门。毛同志站在窗前一直对我摇手。

我在火车站广场顺利地取了票。顺利得令人吃惊。一位妇女走近我问:“眉红?”我点头。这位妇女在我眼前松开拳头,掌心里是一张硬卧火车票。她又伸出另一只手。我将准备好的票款放在她手里,她没数钱,只看了看,然后票就到了我手里。她将两手抄进口袋,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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