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从珠海的聚会之后开始,我不定期地收到大毛的明信片。大毛知道我是不会写信的。我们也没有交换过电话号码。也不是故意不交换,就是没有交换过。电话这种在当代非常普及的通讯工具不知道为什么被我们完全忽略了。我医院的通讯地址十几年如一日地没有变化。大毛的明信片从人类居住的这个辽阔地球的四面八方越过万水干山地朝着这固定的一点飞来,就像候鸟。一般来说,明信片的正面是当地典型的风景,背面是一句简单的问候。明信片来自云南,西藏,上海,新加坡,德国,泰国,美国,还有一张是非洲的喀麦拢我很好奇大毛到喀麦隆干什么去了,可是他没有留下具体的通讯地址,也没有在明信片上多写几句话。有一年的冬天,我收到了一张来自芬兰的明信片,画面上是芬兰的圣诞老人。据说圣诞老人诞生在芬兰。仔细一看,我才看出画面上正宗的圣诞老人原来是戴着白胡子和红色圣诞帽的大毛。根据明信片所指点的方位来看,大毛去的地方都是人们想去旅行的地方,都是好地方。

我不知道他是去旅行还是去工作,可是无论他去干什么,我都毫不怀疑那是出于他生命的需要。

我在德国读博士的最后一年是1996年。学业结束,拿到了学位,购买了机票,收拾了行装。我提着行李来到了柏林。我要在柏林度过我在德国的最后两天。我要在柏林好好地逛一逛,彻底地休息两天。第一天,我在德国漫长的冬夜里睡到了上午九点半。十点,我下楼,在我下榻的饭店里,面对餐桌上的圣诞花和一小截红蜡烛吃了一顿早饭。对于德国的早餐使用带有布尔乔亚味道的“早点”这个词不太合适,尽管进餐的环境很布尔乔亚;用我们当知青时候在农村常说的“早饭”是最恰当的了。德国的早餐非常丰盛,德国人也吃得非常多,他们在低徊的音乐声中用心地慢慢地吃着,用小竹筐拣来的满满一竹筐烤得焦黄香脆的小面包,在他们轻声细语的交谈中便令人惊奇地消失了。当然,更令人惊奇的是与面包一同消失的食物,它们是大量的黄油,奶酪,果酱,烤肉,火腿,麦片,鸡蛋,水果,生黄瓜片或者生西红柿片,咖啡,冰冻鲜果汁等等。在这种环境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也尽量慢慢地吃,多多地吃,学着他们把面包剖面切开,在每一个剖面上一层层地涂上黄油,奶酪,果酱,再铺上烤肉和西红柿片。这样夸张的面包,我最多也就只能吃下一个,然后需要喝一壶咖啡,以消化那些黄油和奶酪,之后还需要喝上满满一玻璃杯冰凉的果汁,否则心里就会烧得慌。即便是这样,餐厅的那位头发花白衣冠楚楚的老侍者在为我开门的时候还是怜香惜玉地说:小姐,你吃得太少了一点,热量不够的。

我的热量足够了,在国内我经常不吃早餐或者就吃一点稀饭和馍馍,我也精力充沛。我这么耐心地从我的早餐说起,是因为这一天有奇迹要发生。

而这个奇迹得以形成,就是由我的懒觉,由我漫长的早餐铺垫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在不自觉的行为中发展着生活的细节,发展的当时觉得这些细节毫无意义乃至无聊。当最后的谜底突然在我们面前揭晓的时候,我们在激动之余是怎样地后怕呵!试想如果我们先头不是这样而是那样做了呢?那么你人生的遭遇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一天,我是准备独自去看博物馆的。由于我睡了懒觉,由于我在环境的影响下吃得多多而且慢慢,这样,我十点半钟就没有能够出现在博物馆,而是还呆在餐厅,望着被洁白镂花的窗帘装饰得很漂亮的窗外。窗外并没有什么,是寥落的行人和远处的教堂尖顶。这样,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大堂的侍者拿着移动电话来到餐厅,他一眼就看见了我放在餐桌右角的那枚硕大沉重的铜钥匙,铜钥匙上有一个清晰的房间号码。侍者就径直把电话送给了我,说:小姐,您的电话。电话是我的柏林的朋友苇高雅打来的。苇高雅是一个地道的日尔曼女医生的中国名字。她从我的导师那儿知道了我在柏林的下榻饭店。她盛情地邀请我今天晚上去吃法国菜。如果我此时此刻已经在某博物馆了,我就接不到苇高雅的电话了。这一天我肯定是在外面吃过了晚餐才回来。中餐在德国是小事一桩,德国的早餐足以需要整个白天来消化,中午最多随便添加一个汉堡包就够了。可是我接到了苇高雅的电话。她的盛情不容我谢绝。这样,无论我出去哪里游玩,我都得在晚上八点到达那个法国餐馆。那个法国餐馆的名字我想用中文写出来可是就是写不出来。其实不同语种之间不能翻译的语言是大部分。翻译都是再创作。

这样,我在晚上八点整准时到达了这家法国餐馆。苇高雅也正好到达。我们在法国餐馆的衣帽架旁边拥抱了一下。也许是因为在法国餐馆的原因,苇高雅入乡随俗地在拥抱我的时候亲了我的脸颊,还像法国人的习惯那样发出了响亮的“啧啧”声。我不行,我不好意思,我发不出声音来。不过我不尴尬,我认为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国家,我不想发出什么声音就可以不发。这样,我们就在最近生意比较红火的法国餐馆坐下了。我点了一个鲑鱼。苇高雅点了一个羊排。苇高雅拿起餐桌上一只橡木做的,形状类似于我们中国过去纺锤的东西给我看,说这是法国家常菜的一大特点,要我猜猜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我猜了好几次也没有猜出来。我旁边一个好心的法国小伙子看见我总也猜不出,很同情我,他希望我容许他帮助我。我说:当然。法国小伙子在我面前旋转了“纺锤”的顶端,立刻就有被碾碎了的胡椒粉飘洒下来,使我猝不及防地打了一个极大的喷嚏。法国小伙子慌忙地向我道歉。我正要说没有关系,可出口的又是喷嚏。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我的笑声尤其失去了控制,嘹亮得近乎于放肆。

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法国,发生在餐馆里显然是有一点惊世骇俗的。这惊世骇俗的笑声惊动了几乎在餐馆进餐的所有食客。在离我们的餐桌最遥远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了。他朝我们这边张望着。这个人就是我好几年没有见到的,我的好友大毛。

世界这么大,欧洲的国家这么多,德国的城市也还有许多个,柏林的餐馆无计其数,人们都有自己的时间轨道,大毛有他的,我也有我的,我后天就要回国了,可是,我们就是遇上了!这是多么玄乎的机率,就像中大彩那么罕见。在这种机率降临的时刻,不由人不震惊,不由人不兴奋。我们都向对方奔过去,我绕过一张又一张餐桌,不时地撞在人家餐桌的拐角上,我口里干脆不间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相会在法国餐馆那充满了艺术情调的酒柜前。法国酒保双手撑在柜台上,孩童般天真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们,用人类都能够会意的语言说:嘭——这是开香槟酒的声音,他在祝贺我们。我们在香槟酒的声音中稍微迟疑了一下,还是拥抱了。这是一个没有更多意义的入乡随俗的拥抱,仓促而短暂。在法国餐馆的环境里,在法国酒保的祝贺下,我们除了拥抱好像别无选择。

饭后,我们与各自的朋友告了别。然后我们就近去了路边的一家酒吧。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比较能够喝德国啤酒了。我们在高脚凳上坐着,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玻璃窗外是德国冬天的毛毛细雨。雨丝在路灯下时隐时现,像个幽灵。酒吧的墙壁上到处是彩色颜料的涂鸦,和柏林大街上被年轻人乱画的墙壁一样。我不知道酒吧的墙壁上是年轻人乱画的还是艺术家认真画的。我和大毛在酒吧聊到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我犯困了。我的头就像被人打了一闷棍,立刻就昏头胀脑,语无伦次起来。大毛将我送回了饭店。我用钥匙打开饭店的门,自己摇晃着走了进去。

由于大量的啤酒,我和大毛在酒吧里的谈话随着谈话的发生而消失着,就像春天里的雪花,根本不等落到地面就融化了。现在还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那幽灵般的雨丝,酒吧墙壁上的涂鸦和挂在酒吧门口的酒幌子。最后我向酒吧招手道再见的时候,唯有它在给我回应。

第二天,这是我在德国的最后一天了。上午十点,我被大毛的电话唤醒。他已经来到我的饭店了,坐在大堂里看当天的报纸。我还是坚持吃了饭店提供的免费早餐。之后,我坐上大毛的小车。我们去看了残存的一段柏林墙,然后沿着菩提树下大街散步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这一天是周末,街上所有的商店都遵循德国的法律规定而关门歇业。我们就回到了大毛的住处。大毛的住处也就是他们公司的所在地。他们公司租用的是一幢十九世纪的老房子,据说曾一度是某位丹麦王子在柏林的别墅。公司的几个德国人都休息度周末去了。大门紧闭,花园树丛参差,杂草繁密。从外表看,这幢楼房已经是风烛残年了。大毛用遥控器打开了车库的卷闸门,我们直接从车库进到了房子里头。我发现我首先进入的是厨房。厨房的明亮,洁净和现代化使我顿时对这古老的旧屋产生了相当的好感。当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永远是幼稚的,更精彩的东西总是在后面。大毛带着我参观了这幢豪屋的每一个角落。地下室里居然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和整套桑拿设备,还有豪华的更衣室,精致的化妆间和舒适的休息室。

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房间装的全部是机器设备,那儿有一只圆形的表盘。

大毛说:很简单,如果你想要哪个房间是多少温度,你就扭动一下指针。

我没有去扭动那根指针,我相信德国人会将机器制造得无比精密。外面飘起了雪花,我穿着一件牛仔衬衣,赤着脚走在温暖的地板上。一种制暖的热油通过地板底下纵横交错的管道网络,将整幢楼房均衡地温暖着。纯粹是出于情调的需要,也是出于不忍心拂逆过去的老房东的善意,我们还是点燃了客厅的壁炉。老房东在出租这幢房子的时候,他特意劈了一垛木柴,整整齐齐地码在院子里。大毛说这垛木柴至少可以烧两个冬天。我听了这话就毅然地跑出去抱了几根木柴进来,在壁炉里生着了火。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在摄氏零下15度的冬天里,穿得轻松单薄,光着脚丫子,坐在火苗熊熊的壁炉前。

鲜花在窗台上盛开。餐桌上有一大盘肥硕的水果。

德国最好的莫芝尔河的白葡萄酒在玻璃杯里泛着浅琥珀色的柔光。客厅的一面墙壁是整面的落地玻璃,反映在玻璃墙壁上的,是户外自由的绿树和青草,是石阶侧面默默无语的青苔,是被穿着大衣的老人牵在手里的可爱的狗。这一切都使我根深蒂固的冻疮从骨子里很难受地痒痒了起来。这是那种挠不到的痒痒,比疼痛还难受。

如果说我没有被这幢豪屋所震动,那是假的;如果说我没有感到我的生活与这种生活的天渊之别,那是假的;如果说我没有因为这种天渊之别而产生深深的悲哀,那也是假的;可如果说我愿意在这幢房子里永远地呆下去,那肯定也是假的。

后来,大毛对我说:留下来吧!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不。

大毛企图说服我。他说:德国是上帝给人类的恩赐。我们要懂得领会上帝的意思。你也知道很多中国人为了留在德国不惜一切代价。

我说:我知道。

我说:我还知道你和隔壁左右的邻居是不可能来往的。我还知道你从北京带来的大葱藏在阳台的盆花底下。黄酱藏在你卧室的抽屉里。我还知道前几天就在柏林的地铁上,一个黑人被扔出了窗外,而一伙新纳粹分子在柏林的市郊又烧毁了一个中国难民营。

大毛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大毛说: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总得要忍受一些不如意的东西。

我说:是的,我选择忍受武汉的冬天和夏天。

大毛说:你成熟多了,但你也变得尖刻多了。

那天,我们一起做了两道中国荣。京酱肉丝和粉条熬大白菜。粉条是从北京辗转带来的。大白菜很不理想,就在土尔其人开的蔬菜店购买的。据说这个品种的大白菜,在德国的名字还就是叫作北京大白菜。

我飞上了天空,开始了十几个小时的飞翔。我将如期地回到我的国家和我所在的城市。大毛在送我到机场的途中恢复了他的自信。

大毛笑着说:你一回去就会发现你非常不适应了。

大毛说:冷志超同志啊,你还是幼稚的,你还是年轻了一点儿,见识还是少了一点儿,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吧。

我说:我肯定会怀念在德国的生活的,我也肯定会怀念这幢别墅的,特别是游泳池和壁炉。

我怎么能够不向往和怀念美好的舒适的生活呢?尽管我知道自己不是太聪明,但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这一次,大毛主动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上面有他在德国的电话和地址。大毛对我的教导冲淡了分手的感伤,仅仅为了这个,我也要从心里感谢大毛的教导。是他使我比较轻松愉快地在1996年的岁末步入了专门为我提供离别的柏林机常十今年的春天,说是由于厄尔尼诺的影响,武汉本来就潮湿的春天出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潮湿。整栋的楼房,家里的家具都挂满了细碎的雾珠,脚步的轻微走动,就会使脆弱的雾珠惆怅地流了下来。在这样的春天里,人需要非常强健的精神系统才能使自己不被烦闷和颓丧所感染。我们的呼吸每天都是这样地困难。对一场淋漓尽致大雨的期盼和对灿烂阳光的期盼成了我们对生活的全部期盼。医院里哮喘和肺气肿病人的死亡率急剧地上升。

中午,下班的时间到了。我正要收拾听诊器,处方笺什么的,一个病人坐到我的面前说:大夫,我是慕名而来的,请给我看看病吧。

这是大毛!

大毛的话音刚落,我情不自禁地给了他一拳。

我的举动把别的大夫吓坏了,以为我的精神在武汉的春天里受潮了,出手殴打起病人来了。

大毛的到来使我多么快乐啊,尤其是在这种天气里,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年纪。一个老友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这种情形也许在世界上重复了无数次。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在我们这种四十岁左右的人里面,并且是深深地陷落在俗世的忙碌和纠缠于名利之中的中年人,并且那陷落和纠缠的范围已经突破了国界。这样的人一般都不再有精力和心力去延续没有实际用途的往日友谊。那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从自己的生活规律中突围埃要知道,中国的此时此刻的成年人,正处在最不容易突破自己的历史时刻。而大毛却突破了他自己,他就这么丢开一切来武汉看望老同学了。

我当机立断地向科室里请了假,然后邀请大毛住到我的家里去。大毛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说:好啊,一直都还没有看看你的家呢。

我们三口之家居住在市内,是不太宽敞的两居室,以便我们上班和孩子上学。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大毛请到那里去,因为我们在市郊还有一栋小楼房,那是我们周末或者想开心的时候来居住的。

我在花园的一角种了一些蔬菜。我们家里的人称它为“我们的农舍”。

我开着我那辆普通的小车,把大毛带向我们的农舍。当我的车离开了市区,踏上了宽阔的国道的时候,大毛突然感觉出了这地方。他说:这就是那一年,我们从洪湖进入武汉市的公路吧?

对,就是那条国道。现在它拓宽了,质量也提高了,是一级公路了。公路两旁是几米宽的绿化带。

潮湿的气候使人们感到难受,植物却因此而青翠欲滴,格外舒展。我们的农舍就在这附近。我坐在我家的花园里,可以遥遥看见进出武汉市的车辆。我那二十岁的往事便不可能走远,它总是伴随在我的身边。车一拐弯,进入了天水湖山庄。山庄的保安已经认识我的车,没有要求我出示证件。我流畅地把车一直开到我们自己家的车库里。

大毛吃惊地说:这是别墅啊!

我提醒他说:可我家的房子很小,花园里种了蔬菜,严格地说是农舍。

大毛站在我家的花园里四处打量,他说:行啊!

你行啊!又是私车又是郊外别墅,你很前卫啊!

我不想因为我的反驳而冒犯我远道而来的朋友。我的车和小楼房都是最简单和最普通的,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回归农舍。我常常赤脚坐在园子里看书,让那凉丝丝的地气沁入我的脚板,沁入我的身体,就和我当年做知青的时候一样,和我父亲小时候一样,和我爷爷终身一样。我的根毕竟是农民埃我一直不愿意公开我们的小楼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就是因为害怕人们会用一个通俗的观点去归纳你。

什么别墅啊,前卫啊,这种归纳似是而非地让你很不舒服。但社会上已经形成了许多语言事实,你个人只能望洋兴叹。一跺脚由他们说去罢了,只是被人们议论着,评价着,归纳着的那个人不再是你。冷瞅着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被当作你在社会上活动着,那怎么不是一种奇怪的痛苦呢!当然,我们山庄里更多的是大宅豪屋,可以称得上别墅。这些别墅终日关着大门,只有夜晚才有豪华的小车悄悄地进出。

在大门打开的时候,流泻在门廊上的光线里,常常是一个俏丽的妙龄女郎闪身进入。或者是一个外貌委琐穿着却很有质量的男人,他习惯停在台阶上咳嗽一声,把痰吐在自己家的花园里。这些别墅的房东一般都是不愿意公开身份和姓名的。他们和我保密的动机不一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这十几年的工夫,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钱是怎么赚来的?

大概都是不便说得那么清楚的。总之,现在中国的豪华别墅总不是那么磊落和顺眼,多多少少都散发着暴发的味道。我们是不应该和这样一些别墅住在一个山庄的,但是由于我们也需要现代化的物业管理,我们目前没有别的选择。

我前卫吗?也许我是愚蠢。我想可能不会有人像我这么没有头脑,罄其所有地在郊区购置一栋农舍,为的是回到原初的单纯生活。也许还为了将城里放不了的四季衣物往这里放下一部分。在炎热的苦夏,躲开大街的喧嚣和汽车的尾气还有无数邻居做菜时候的油烟,龟缩到这里,坐在我的荫凉的廊下,双足插入泥土之中,这就是我生命的挣扎。为了生命的挣扎,我会不惜代价。为了静静聆听湖水的细细吟唱,我也会不惜代价。

我和大毛坐在我的花园里,喝着清茶,吃着点心。装点心的瓷碟是我曾祖母出嫁时候的陪嫁。有青花的,也有粉彩的,都比较粗糙,一望而知是普通民窑烧出来的,朴素又温和,与我家花园里种的茄子和小葱,与篱笆上缠绕的牵牛花和金银花同在,它们相处得非常和谐。我家楼房里头简单得近乎于清贫。但是日常所用的东西都很称手。一般中国人认为这就是别墅。我可是住过丹麦王子在柏林的别墅的,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是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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