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们毕业分配的结果终于公布了,我被留在了武汉市。我的朋友们为我高兴得又唱又跳,我请他们去悦宾餐厅吃了湘味牛肉米粉和豆皮。消息传到大毛那里,据说他的态度比较淡漠。大毛的淡漠我理解,我遗憾的是他理解不了我的由衷喜悦。我,就是我,我的母亲是固定不变的,我的父亲也是固定不变的,我出生的那个日子也是固定不变的,我遭遇的一切也都被注定在了时间与环境的经纬线上。我是末代的颓废的知青,是最后的不受重用的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我们怎样地努力学习,我们还是被分配到了边远的城镇和山区。为了象征性地显示公平,武汉市只挑选了五名学生。我是这五名学生中的一个。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就是我医学院毕业之后全部的最好的结果。在中国的大城市中,武汉市也许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我又能怎么样?

在那个年代,一个人一旦分配了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尘埃落定了。我感恩戴德地穿上了白大褂。

我把自己简单的行李从学校的学生宿舍拎到了某医院的单身宿舍。然后去理发店剪掉了长辫子,以比较老成的模样出现在门诊的诊断室里,期待着第一个病人毫不犹豫地坐到我的面前。

当第一个病人果真朝我走来的时候,我的心竟然加剧了跳动。结果在这个病人之后便是无数的病人。我的心早已平静如水,再也不受任何干扰。

大毛于1985年结婚,大约一年多之后离婚。离婚后只身南下,先后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海南等地呆过,混乱地从事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种热门职业。其间第二次结婚。大毛的第二次婚姻生有一子,其子被送回长春由他的父母抚养。九十年代的后半期,大毛经常跑国外,在走遍了发达国家以后,选中了欧洲的德国。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大毛取得了德国的长期居留证。我在德国读博士三年,我知道那是全世界气候最适宜的地方,是上帝的偏宠。

大毛居住在了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钱对大毛来说好像也不再是问题。黄凯旋非常佩服和羡慕大毛,他一再地对我大发感慨,说:大毛成功了!黄凯旋在遭受雷击的前几天还带一个熟人来找我看病,那是他最后一次对我说:大毛真是了不起,人家那才叫活了一次!

我做了医生之后,有机会到处出差了。我参加学术交流会,参加会诊,短期进修,购买医疗器械等等。有一次我去北京听一个学术报告,意外地在王府井书店与大毛相遇。我们在书店说了好久的话还兴犹未尽,就相约第二天去逛琉璃厂。

我们在书店相遇的时候,大毛刚刚买好一大摞书,他正处在选购书的亢奋之中。我们见面就交换了彼此购买的书翻看。我买的基本上是医学方面的书和文学名著,大毛买的是《看不见的手——微观经济学》,《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等在社会上激起了热潮的社科类书。大毛的语言表达能力本来就比较强,在北京的几年,显然进步飞快。

他把一条腿交叉搁在另一条腿上,肩膀靠着书架,旁若无人地,十分煽情地对我说: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夹缝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社会结构的调整是必然而且无情的。也就是说体现个人价值的时候到了。

他引用并且活用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他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中国人(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听了大毛的话,我也很激动.使也去购买了他手里所有的书。

可是第二天在琉璃厂我们却又是不欢而散。那是在逛一家工艺商店的时候,我被一种镂空的真丝绣花手绢迷住了,我对售货员说我要买三条。大毛抢着要付钱。我不让他付。

大毛坚持要付,他说:我应该买的。我早就应该给你一些礼物,但是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觉得真要送人礼物还一定要去管人家喜欢什么吗?这种小心眼在我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我主要是觉得这三条手绢很贵,一共一百多块钱,我们那时候的月工资才是八十多块。我怎么能让大毛为我一时的心血来潮付出将近两个月的工资呢?我说:你这个人真烦人。你又不是钱多得没有地方花,和我一样都是拿工资吃饭,何必与我讲这个客气呢?

售货员在一旁等着,低垂着眼睛偷偷地笑。大毛听了我的话,甩手就走了。他气冲冲地快步走着,径直到了公共汽车站。这时恰好来了一辆公共汽车,他居然就上车了。

大毛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商店里。我咬着颤抖的嘴唇不敢说话,生怕自己当着售货员的面哭出声来。

幸而售货员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她劝慰我说:咱北方男人就是这样,特大老爷们儿,你呢,刚才也是太不给他面子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今北京的男人你说他别的没有都可以,要说他没有钱,他就跟你急。

北京的售货员给我上了一课。我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垂头丧气地自己回去了。回到武汉还不到一个月,黄凯旋就告诉我说大毛结婚了。

大毛的婚姻总是给我一种虚假感和飘浮感。而我的感受自然是来源于大毛。在他即将结婚的前夕,他和我在王府井书店里谈了许久的话,却一句也没有谈到他的女朋友和婚姻。我相信,一般来说,那个时候他应该与女朋友交往很深了并正处在结婚的筹备过程中。后来,大毛也没有把他的婚姻当作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好像是在一次有很多同学聚会的场合下,他与大家开玩笑顺口说了一声“我老婆”什么的。说这个词的时候他的眼睛找到了我,这就算通知我了。我结婚的时候,黄凯旋他们来祝贺,从黄凯旋口里我才知道大毛正在打离婚。几年后我在珠海见到大毛。我们几个武汉老乡在一个渔村吃海鲜的时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第二次结婚。

大家都说大毛的老婆非常年轻漂亮。当时他的老婆回他的家乡长春生孩子去了。又过了几年,大毛在德国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他的老婆在美国念书。如果把大毛比作长江上的一艘船,他的婚姻就好比船尾的一条鱼,他们同在一条河流里生活,那条鱼却总是游动在他的身体之外。我没有真实地看见过大毛的任何一个妻子,也没有真实地走进过他那种婚姻意义上的家庭。我再没有见到过对自己的婚姻这么心不在焉的男人了。可是黄凯旋认定只有大毛才不枉活了一次。我把黄凯旋的评价转告过大毛,大毛说:他知道什么!

有一次,我去深圳参加一个进口医疗器械观摩会,黄凯旋背着我把我的行程告诉了大毛。我在机场的出口处意外地收到了大毛迎接我的大大的一束鲜花。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束美丽鲜花。中国女人过去是没有人送鲜花的。因此我相信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女人都容易被鲜花打倒。反正我被打倒了。这意外之喜让我高兴得头昏目眩,也足够让我在短短几天里做一个懂事的乖乖女孩,一会儿被大毛带到拙劣虚假的民俗文化村去游览,一会儿又被带到天安大厦的顶楼滑冰场去滑冰。在这个过程中,大毛有机会充分地不露山水地表现他的经济实力。我踉踉跄跄滑冰的时候,他坐在冰场旁边的咖啡厅里悠然地喝咖啡,就那么看着我。我从他的神态里抓住了他报复后的满足,也许是他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的。他的神态分明在告诉我,告诉所有人,告诉这个世界,他不再是那个硬着头皮要给女同学买真丝手绢的大毛了!我没有戳穿他,当然。

大毛脸上罩一只宽大的变色眼镜,穿着梦特娇T恤,戴着浪琴手表,在宽敞平坦的镶着绿化带的深南大道上开着矫健的奔驰小轿车。大毛彻底地脱胎换骨了。阔气又潇洒了。不再是我二十岁遇到的那个把草绳系在腰间取暖的大毛了。崭新的现代化城市童话一般地在我们眼前掠过,是大毛这种派头的人最好的人生背景。

大毛说:多棒啊!你难道不动心吗?

我说:动心埃

大毛说:那就来吧。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涌进深圳埃我无声地笑了,我缓缓地摇了摇头。

大毛说:担心什么呢?有我埃我可以把你的户口弄来的。你在深圳每个月至少可以有三千块钱的收入,是你现在的多少倍啊!而且这里是海洋性气候,四季如春埃我当然还是没有去深圳。

后来,大毛很是无奈地说:我怎么才能说服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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